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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性报道之大冒险:我们如何发现这么多商业丑闻 商周经典

商业周刊中文版2020-07-31 11:52:47


撰文:斯蒂文·谢帕德(从1984年到2005年,任《商业周刊》总编辑)

翻译:许子轩

许多有真正影响力的重量级报道,是我们敢作敢为的记者在忍受挫折、历经无数次失败后完成的

刺探到一个公司的内部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么多年来,有许多丑闻我们都没能够发现……

《从平面媒体到数字时代:变革时期的新闻人生》

斯蒂文·谢帕德 著

出版社: McGraw-Hill Education

出版时间:2012年9月11日

【从1984年至2005年,斯蒂文•谢帕德(Stephen B. Shepard)担任美国《商业周刊》(Businessweek)总编。在他任上20年,《商业周刊》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杂志之一,为那个商业新闻的黄金时代留下了很多值得回味的经典报道。


斯蒂文•谢帕德2012年出版回忆录《从平面媒体到数字时代:变革时期的新闻人生》(Deadlines and Disruption:My Turbulent Path from Print to Digital),《商业周刊/中文版》发表过其中第11章《截稿日:商业周刊与它经历的泡沫起伏》(Reinventing a Magazine)>>点击阅读


本刊经作者授权编译其回忆录的另外五章,《商业周刊》如何报道股市动荡、公司丑闻、全球化、互联网革命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在我编辑过的1000多期《商业周刊》中,有些报道无疾而终,而有些报道则基本被人忘却了。然而,有一些报道则属于见证伟大时刻的集锦。我们的许多最佳作品都是细致入微的调查报道,是我们敢作敢为的记者在忍受挫折、历经无数次失败,有时甚至被报道对象扣上“不讲道德”的骂名后完成的。但回报往往是巨大的:有真正影响力的重量级报道。


在《商业周刊》,谈到调查性报道,没有人比马克•梅尔蒙特(Mark Maremont)更在行。在我们聘用他时,梅尔蒙特才二十出头。他先后毕业于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Columbia Journalism School)。他曾在纽约写过一段时间的电信业报道,后来调动到我们的伦敦办公室,报道内容包括怪诞世相以及发行人罗伯特•马克斯韦尔(Robert Maxwell)的溺亡等。回到美国后,梅尔蒙特成为《商业周刊》波士顿分社的负责人。我们特意重新界定了梅尔蒙特的职权,给予他更大的自由度来发挥自己的调查特长。留着一头卷发的梅尔蒙特高高瘦瘦,是一个机智的男人,时常会机灵地露出微笑。他与人们想象中在车库与线人会面的那种记者大相径庭。


他想赢得普利策奖,而杂志无法实现这一目标


1994年,马克听到风声说博士伦公司(Bausch & Lomb)存在一些财务欺诈做法。这家公司是一家知名制造商,主要生产隐形眼镜、雷朋(Ray-Ban)太阳镜等光学产品。在1994年12月19日那期的《商业周刊》中,他写的一篇报道披露,博士伦公司向其分销商运送了数量巨大但不存在实际订单的隐形眼镜,然后将它们计为销售额,从而人为夸大销售额和盈利,尽管之后这些隐形眼镜会在仓库里存放数月或被倾销至折价幅度很大的灰市。这种做法与普遍接受的会计原则相违背。这篇报道刊出后,SEC很快就对该公司展开正式调查。


梅尔蒙特相信博士伦公司还有更多不法行为,因此继续深入调查。在6个月的调查期内,他在世界各地约谈了该公司50多位现任和前任高管。他很快发现博士伦公司的香港业务存在更多有问题的做法。根据员工入账记录,该公司香港业务部门向东南亚各地分销商销售了大量雷朋太阳镜,但这些太阳镜实际上从未发货,而是被藏在偏僻的仓库里。当账单到期时,相关订单自然没有相应的现金入账,这使得其账面盈利开始暴跌。在1995年10月23日那期《商业周刊》中,马克撰写了名为《盲目的雄心壮志》(Blind Ambition)这一封面报道,揭露了博士伦公司大范围销售作假的惊天骗局。他在报道中令人信服地展示,这一切都源于首席执行官丹尼尔•吉尔(Daniel Gill)给员工的压力太大:要求年复一年地保持两位数盈利增长。《商业周刊》的这篇报道刊发后6周内,吉尔迫于董事会压力辞职,但他坚称对于自己执掌公司期间出现的财务欺诈不知情。这篇报道进入了美国国家杂志奖(National Magazine Award)最佳报道奖候选名单。




大约一年后,马克又写出一篇非常精彩的报道。这一次涉及到美国阿斯特拉公司(Astra USA)发生的性骚扰事件。该公司是瑞典一家大型制药公司的美国分公司。在采访该公司70多名现任和前任员工的过程中,他发现了十几个记录详尽的性骚扰事件。受害女性员工声称,她们遭到首席执行官拉尔斯•比尔德曼(Lars Bildman)为首的公司高管的抚弄甚或被索取性贿赂。瑞典人比尔德曼当年49岁,奉行专制的管理风格。他喜欢开快车,穿紫色西服,喝唐培里侬(Dom Perignon)香槟。根据许多女性员工对该公司营销活动的描述,她们在晚间是要陪同高管前往酒吧和舞厅的,然后还会被要求去酒店开房。这篇报道涉及的丑闻令人不齿。其中一些接受采访的女性员工(以及被这种行为激怒的男员工)愿意在报道中具名。就在该报道定稿时,阿斯特拉公司在瑞典的高管得知《商业周刊》已掌握许多细节。他们在这期周刊配送至报摊的三天前解雇了比尔德曼。这篇名为《滥用权力》(Abuse of Power)的报道荣获当时商业新闻界的领先大奖——杰拉尔德•洛布奖(Gerald Loeb Award)。


我个人很欣赏马克,将他视为自己的门生。1997年,当他决定从《商业周刊》跳槽到《华尔街日报》时,我很伤心。马克半开玩笑地跟我说,他想赢得普利策奖,这是他离开的理由之一,而做杂志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后来,他如愿以偿,两度获得普利策奖:2003年,马克所在的《华尔街日报》记者团队因有关公司丑闻的一系列报道获得普利策解释性新闻奖;2007年,他牵头的《华尔街日报》记者团队因针对回溯股票期权的调查获得普利策公共服务金奖(Pulitzer Prize Gold Medal for Public Service)。我个人的那点伤心早就被时间冲淡了,我很为他高兴。


揭露安全短板符合公共利益,是我们进行卧底报道的正当理由


在这些调查性报道的杰出案例以及多年来的其他杰出报道中,我们看到锐意进取、坚持不懈的报道是有回报的。我们也意识到,记者需要熟悉会计知识,这样才能揪出财务欺诈,比如有关博士伦公司的那篇报道。因此,我们加强了对员工的财经知识培训。


但是,我们知道,在没有传唤权的情况下,这样的报道往往需要企业内部有人愿意站出来揭发。通常情况下,勇敢的员工之所以站出来,只是因为他们被自己看到的不齿行为给激怒了。但他们通常得相信记者会为他们的身份保密。他们知道,一旦自己的身份暴露,就会被公司解雇。作为总编辑,我有权知道秘密线人的名字、职位,以及他们是怎么得知相关信息的。为了确保准确性,我总会要求相关记者进行简要汇报。像梅尔蒙特和西蒙兹那样的一流调查记者可以一连谈几个小时,介绍他们所掌握的信息以及他们是如何了解到这些信息的。但刺探到一个公司的内部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么多年来,有许多丑闻我们都没能够发现,这让我深感沮丧。




有时候,我们会动用非常规报道方式,进而开拓新闻业的界限。有一次,我们回避了自己的道德准则,并且通过撒谎完成了一篇调查报道:


在计算机数据库时代,一位名为杰弗里•罗思费德(Jeffrey Rothfeder)的记者开始调查隐私权问题。上世纪80年代,计算机已经储存了有关个人的大量数据——也就是我们在申请信用卡、消费贷款或抵押贷款时会提供的那种个人信息。这些信息一般是征信机构收集的,而征信机构经常将这些信息出售给其他声称有理由了解这些信息的公司(比如,银行在发放贷款前调查个人的信用记录)。个人信息是很难窃取的,但是比较容易买到,尤其能从较小的征信机构那里买到。


有多容易?为了找到答案,罗思费德决定做卧底报道。他联系上了两家较小的征信机构,并如实告知对方自己是麦格劳-希尔公司的编辑。但他编了一个按需知密的理由(他称之为“无关紧要的小慌”):他说自己可能会聘请一两个人,所以希望了解他们的信用报告。经过一番敷衍的盘问,这两家征信机构都提供了相关人士的信用报告。每个人头20美元,罗思费德就这样获得了两位“同事”的信用报告,其中包括他们的社保号码。后来,他仅支付了500美元就可以通过家里的电脑自由访问这两家征信机构的整个数据库。


罗思费德随机输入了两位名人的名字。如果这两家征信机构平时审查信用报告被查阅的情况,罗思费德的这一行为可能会引起警觉,因为这两位名人中的其中一位是美国当时的副总统达恩•奎尔(Dan Quayle)。但似乎没有人注意到。罗思费德了解到:副总统奎尔在西尔斯控股有限公司(Sears)旗下购物中心的刷卡购物金额高于他在Brooks Brothers专卖店的消费;奎尔的抵押贷款余额很高;他在Merchants Bank的信用卡卡号是……(16位)。


1989年9月4日刊发的那期《商业周刊》报道了这一切。我们的爆料引起了轰动。这篇报道获得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官员的广泛称赞,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对征信机构的做法展开了调查,甚至连副总统奎尔都说:“应考虑进一步的管控。”美国国会就征信机构安防措施的松懈举行了听证会,并最终收紧了《1970年公平信用报告法案》(Fair Credit Reporting Act of 1970)。我们的报道使命完成。




但后面出现了麻烦事。根据《商业周刊》的道德准则,我们只在总编辑明确许可且麦格劳-希尔公司法律部审核批准后才允许卧底报道。罗思费德以及他的编辑鲍勃•阿诺德(Bob Arnold)和托尼•帕里西(Tony Parisi)的确告知过我,但那是在罗思费德“撒了小慌”之后。然后我们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我们的内部律师肯•维托雷(Ken Vittor)。在那个节点上,我们在这篇报道刊发前采取了一些措施,以期抵消我们不实陈述的影响。按照法律要求,我们获得了副总统达恩•奎尔的许可,能在报道中使用他的名字。此外,为了尽可能降低被诉讼的可能性,我们决定不提征信机构的名称以及它们的所在地,理由是这篇报道实际上反映的是全行业的不当行为。


近四年后,就在诉讼时效到期前,我们被总部设在俄亥俄州的征信机构WDIA Corp.起诉,后者正是我们调查报道未透露名称的调查目标之一。对于我们报道准确性没有异议的WDIA控告我们违约、欺诈和敲诈勒索,并寻求索取近50万美元的补偿性赔偿金以及“不低于450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金。考虑到涉及的金额如此之高,我们聘请了首屈一指的《宪法第一修正案》律师弗洛伊德•艾布拉姆斯(Floyd Abrams)。经初步交锋后,我们去了辛辛那提联邦地区法院。


我在证词中解释说,我们内部有禁止不实陈述的政策,我们在此案之前以及之后都没有这么做过。但我说,在本案中,我们觉得有必要做卧底报道,来“测试”本应保护消费者机密信息的安全系统。“如果不对系统进行测试,就没有办法知道系统优劣,”我在作证时说道。我辩称,揭露安全短板符合公共利益,是我们进行卧底报道的正当理由。“我为这篇报道感到自豪,”我作证说。“我们爆料了一些东西……,它影响着数以百万计的人。”


最后,法官赫尔曼•J•韦伯(Herman J. Weber)做出了我认为是非常公平和明智的判决。他判决我们违约有罪,并处罚金——只有7500美元,外加一些法庭费用。但他拒绝了任何惩罚性赔偿的诉求。他在判决书中写道,《商业周刊》“对征信体系的测试让国会和公众了解了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事情。”他补充说,《商业周刊》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保护WDIA的身份信息以及相关消费者权利。上诉法院后来维持了他的判决。


也就是说,我们赢了这场官司。但这一经历让我们再次注意到记者们经常会遇到的权衡——在此案中,记者有必要在非传统新闻做法与揭露重要信息的任务之间取得平衡。


“华尔街的暴民”


在新闻界,特别是电视圈,卧底报道有着悠久的传统。多年来,各大电视台的隐藏式摄像机揭露了许多不正当、不合法的行为。但这种做法也引发了许多疑问。但出发点好,就可以不择手段吗?可以为了揭开一个更大的谎言而撒一个小谎吗?如果记者为了调查不法行为而有不实陈述,他们会因此牺牲自己的信誉和道义吗?


到下次发生类似情况的时候,我已经吸取了教训。一天晚上,我们香港分社一位名叫黛娜•李(Dinah Lee)的记者打电话到我家,问我她是否能去做卧底报道。她说,中国有些地方监狱让囚犯和政治犯生产供出口的鞋、纺织品和玩具,这显然违反了国际法。当时有一个美国采购团正好打算去中国参观当地的制造基地。如果假装成采购团的一员随行,黛娜将可以获得第一手资料。由于之前的教训深刻,我就问了她一系列问题,基本如下:


“如果不用假身份,而是如实以《商业周刊》记者的身份,有没有其他办法完成这篇报道?”


“这个嘛,也有的,”她说,“但我得在行程结束后详细询问采购商去了哪里、看到了什么。”


“你认为通过采访采购商可以完成报道吗?”


“是的,我想我能,”她回答。


“那我们就那么办吧,”我说。


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黛娜和《商业周刊》的其他记者查阅了美国国务院的保密文件,并采访了美国企业高管、香港业务代理商和经销商,以及西方外交官。调查结果:中国的确存在一定形式的“劳改共产主义”,而且劳改产品出口盈利远超1亿美元。黛娜坚持不懈的报道囊括了很多细节,仿佛她曾一直在现场。正是如此,《商业周刊》有了这篇名为《中国出口揭秘:监狱劳动力》(China’s Ugly Export Secret: Prison Labor)的报道。




另一篇由加里•韦斯(Gary Weiss)撰写的调查报道需要我们与有组织犯罪分子接触。精明且具有街头智慧的韦斯是纽约人,操一口地道的纽约口音。他是从《巴伦周刊》(Barron’s)跳槽来到《商业周刊》的。他偏爱写另类的报道,内容往往会涉及有时存在灰色交易的小型股,以及在纳斯达克市场上经手小型股,或在监管过轻的场外交易市场上操作这些小型股的小型券商。小型股通常是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小微企业的股票。这些股票的交易价格一般在不足1美元至大约10美元,往往都入不了高盛和美林公司的法眼。


我当时并不了解小型股,更不知道黑帮控制着许多交易此类股票的小型券商。但韦斯有可靠的消息来源,不仅仅是监管机构和合法的经纪人,甚至还包括有组织犯罪团伙的成员。他很快就了解到很多内幕:持枪不法分子如何恐吓经纪人交保护费,他们如何操纵首次公开发行(IPO)的价格,以及他们如何左右电话银行的“推销室”来推动股价涨跌以获利。在韦斯结束为期三个月的调查后,我们刊发了一篇详尽的封面报道,曝出了涉事机构的名称并描述诈骗是如何展开的。这篇报道被贴切地起名为《华尔街的暴民》(The Mob on Wall Street)。


起初,人们对这篇报道并没有太大的反应。大多数人不知道该怎么理解爆料出来的这些事,他们想知道为什么当局没有予以打击。但在幕后,监管机构开展了新的调查,而且似乎是无休止的调查。最后,在这篇报道刊发四年后,我收到了来自时任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路易斯•弗里(Lewis Freeh)的一封不同寻常的信:

尊敬的谢泼德先生:

加里•韦斯关于有组织犯罪分子操纵股市的报道为我们国家做出了宝贵贡献。通过列出被有组织犯罪集团控制的具体个股以及股票经纪公司,他为FBI展开调查打开了大门……

弗里说,正是由于《商业周刊》的报道,黑手党组织La Cosa Nostra的头目菲利普•阿布拉莫(Philip Abramo)以及其他有组织犯罪分子被联邦法院起诉和定罪,罪名包括敲诈勒索、邮件诈骗和洗钱。“我们的这些调查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韦斯先生,他在其中发挥了无法估量的作用。我想让你知道,我和我的同事非常感激他的辛勤工作。”


没有什么赞美能比这个更好了。